文/邱瑀庭、圖/pexels (此圖非當事人)
編輯/善耕365  

我曾輔導過19歲少女—小嫺(化名)，天真無邪的她是輕度智能障礙者，同時也是育有1個月大女嬰的母親，第一次接觸到小嫺時讓我感受到童真與純粹，一種尚未被社會化的純淨靈魂，彷彿看到了一位小朋友出現在我眼前。

「欸!你不要一直打電動啦!幫我換尿布!」
「齁!等我把這場打完啦!」
小情侶的日常吵鬧聲伴隨著「哇哇哇!」的小寶寶哭聲。

這是小嫺與男友的日常生活，她在基本的生活能力沒問題，但心智年齡就像個12歲的孩子，孩子的爸爸也和小嫺一樣是位輕度智能障礙者。在社工工作中，遇上智能障礙者生養新生命時，我總想— 他們能夠順利養大孩子嗎? 能夠面對養育孩子的種種生活挑戰嗎？  

「沒關係！我遇到問題再問媽媽就好」
小嫺與男友帶寶寶出院時，就像小朋友到寵物店帶小狗狗回家般興奮，但當我問到:「你們的尿布、奶粉準備好了嗎?」 

「我們等一下會去買!」小嫺笑咪咪的看著我說。
「那個…尿布怎麼換呀?」小嫺的男友對我發出求救的眼神。
「你是不會問媽媽喔!我媽媽說會幫我顧小孩，我再問他就好。」小嫺自信滿滿地說著。

我開始擔心小寶寶，雖然小嫺再三保證會好好照顧，遇到問題會問媽媽，但真的沒問題嗎? 她並不知道笑咪咪的背後有多少事情等著她，小嫺高職畢業後就沒有繼續進修了，也因為家中經濟狀況尚可，小嫺的父母也就沒有給予小嫺太大的生活壓力，平時小嫺就是在家裡幫忙做做裁縫與偶爾賺一點零花錢，雖然男友有穩定的工作收入，但小情侶對於養小孩這件事幾乎是沒有概念的。

社工兩難 : 該不該生，沒有正確答案。
我們社工師亦然我也是不能認同沒有準備好就迎接新生命的行為，就個人立場而言，生養小孩應充分做好功課，給予下一代良好的培育環境，要能不讓孩子煩惱下一餐且避免暴露在危險中。

智能障礙家長常常被質疑「照顧自己都有困難，怎麼照顧小孩?」 社會觀感普遍認為智能障礙者不該培育下一代，以優生學來說有很大的機率下一代也是智障，另一方面可能造成社會負擔。

臨床上我也曾看過父母都是智能障礙者，拉拔同時也是智能障礙者的小孩順利長大，但養育孩子之路對一般人來說就相當艱辛，更何況是智能障礙者父母。

社會工作場域中時常會遇到與自己價值觀南轅北轍的個案，每天工作都像在與自己價值底線的拉距戰，但基於尊重案主決定，僅能提供新手父母支持課程、育兒福利申請管道、親子館資源，不能干涉案家做決定。

在跟小嫺互動的過程中，我總擔心孩子無法好好的被照顧，同時又必須尊重每一個人擁有生養孩子的權力，我只是小嫺生命中的過客，更沒有權利對案家過多干涉。社工是助人工作者，一方面必須秉持專業價值輔導案主，一方面無法全然的支持案主的決定，心中的道德界線不斷拉扯，始終沒有正確答案，這對我來說是面對社會工作的一項人生課題

。 

小嫺的媽媽：小孩是智能障礙者，但他沒有不一樣
小嫺的媽媽婉蓉（化名）今年38歲，婉蓉說她從不阻止孩子做想做的事情，她也清楚同是智能障礙的男友也許會成為小嫺人生中的絆腳石，但他從未反對兩人交往，因為她知道不管多大他的孩子永遠都會如孩子一般純真不諳世事，只得為她留下一個避風港，作孩子永遠的後盾。

婉蓉說也許未來小嫺和男友會把小寶寶丟給媽媽，或者是小寶寶也是智能障礙者，但他都會以相同的愛面對小寶寶，因為他們都是自己的下一代，當她聽到女兒懷孕後，也和男友明確表達想要這個孩子的同時，她也必須為了自己的選擇負責。
 

許多人不能認同婉蓉的做法，也許會批評婉蓉自私或者是造成社會負擔，但我仔細思考之後發現其實婉蓉他比任何人都尊重、愛自己的孩子，不會因為小嫺是智能障礙者就剝奪他自主決定的權利，不經讓我思考，我們有權利剝奪他們生養小孩的權利嗎？

愛與法的艱難決定，渴望愛並無不同 

另一個案例是，26歲的智能障礙者佳瑜（化名）是我大學時在基金會實習認識的個案，佳瑜看起來和普通成年人沒什麼不一樣，佳瑜時常被認為要能夠獨立自主，她和一般年輕人一樣會玩交友軟體、和網友見面。然而，就在某一次和網友見面時，不會保護自己的佳瑜被性侵了…. 

「愛」是一種正常的生理需求，沒人能否定智能障礙者有性與愛的需求，但同樣的真實經驗告訴我們，智能障礙者被性侵的比例居所有障別之冠。（衛福部統計，國內每年被通報的性侵害被害人數都在5、6000人左右，其中為身心障礙者的比例幾乎逼近兩成，尤以智能障礙者比例最高。），面對如此嚴峻的事實，光以「尊重身體自主」、「追求性的自由」，恐怕無法妥善的保護他們。 

佳瑜這樣高功能的智能障礙者有判斷能力，也有正常的情緒感受，她也想要愛，喜歡被愛，為什麼不可以？父母可以替智能障礙的子女絕育嗎？一直是極富爭議性的議題。（根據《優生保健法》規定，醫師若發現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或精神疾病者，可勸其施行結紮手術，亦即監護人可代為決定是否結紮，但不得任意切除器官。）

宜蘭曾有位母親因擔心智能障礙的兒子會遺傳，趁他還在似懂非懂之際，就帶他去結紮了。結紮手術卻未阻斷兒子的性慾，成年以後兒子一天到晚吵著要結婚，母親的極力反對終於讓兒子憤而離家，再也沒有回來。

沒有親身經歷很難體會照顧工作的漫長與艱辛，我們不是婉蓉也不是宜蘭媽媽，就算有心灌溉細心呵護，挫折、痛苦仍不斷發生，心力交瘁的照顧者只能在愛與法之下做出艱難的決定。

社工溝通筆記 — 不用責怪的方式處理
龍應台曾說: 「哪怕他只有醬油瓶子高，我也會蹲下去和他好好說話。」

我們臨床上服務智能障礙者時，其實就像服務一般個案一樣，雖然有些溝通上的障礙，但我會用簡單易懂的方式與他們對話。

「你有和男朋友討論要怎麼分配照顧小孩的工作了嗎？」
「身邊的人都很支持你嗎？遇到困難有沒有人能夠幫助你呢？」

未婚懷孕、智能障礙這些都是獨立的議題，當他們同時發生時，實務上很複雜，我們不能用責怪的方式處理，應試圖了解個案的想法，對我來說智能障礙者也是有敏感度與感受度的，我們給予的尊重相信他們是感受到的。

「我幫你通報給社會局，讓社工給妳一些關心與協助好不好？」我問小嫺。
「好！」小嫺二話不說地答應了。 

智能障礙兒自由之路漫長：推動職訓、減少偏見 
智能障礙沒有任何的錯，這就是他的人格特質。一個健全的社會，也應該讓這些人能擁有對家的嚮往、愛的權利。

當我看到小嫺餵養寶寶的神情，我相信他是愛孩子的，出院之後婉蓉告訴我，她有帶小嫺去學習新手媽媽教育課程，雖然偶有擔心，但她也會盡量放手讓小倆口自己照顧孩子智能障礙者要養育孩子就必須自立生活，但在台灣要找到能提供智能障礙者完整職訓的單位、生養配套，還有待開發，除了我們所知的庇護工場、小作所、愛心商店等，還需要試著去倡議去推動，讓社會對智能障礙者的偏見少一點。

現在許多企業也紛紛納入身心障礙者友善就業職場的一份子，如同小嫺的男友在食品包裝工廠擔任作業員一職，未來小嫺也願意投入職場，我期盼他們能給予孩子穩定的生活。

身為社工能做的就是盡力輔導每一個案主，在有限的資源下，努力和案主一起度過難關。 我相信每一個生命個體存在這個世界上都有著他的意義與價值，大眾可以透過消費、宣傳、參觀等行動，幫助智能障礙者參與社會。相對地也沒有任何人有權利去剝奪他人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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